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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这是个命题作文,远在Boston的晓从MSN给我传来“为什么中国在奥运会之前如此多灾多难?我不能看那些报道地震的消息,而且有些后怕,如果这次地震在北京那怎么办啊.......为什么我们的同胞要承受这样的灾难?” 晓是我的朋友中最善良的一位,善良到永远都是被欺负的角色。善良如她想象不出来为什么一连串巨大的打击和灾祸总是落在如她一样善良的同胞身上。
之前在Blog上臭嘴巴的写了篇《硕鼠》,感慨2008的中国不会太平,不是在故作高深,只是相信有因必有果。
1978年至今30年,俗称改革开放30年。在我眼里,30年前的30年,是人践踏人的30年,这30年是人践踏自然的30年。我坚信,从年初异常的雪冻到EV71蔓延再到如今的大地震,都是自然给我们这些迫切榨干它一切以实现所谓富裕生活的回敬。第一天知道地震消息后就去查西昌卫星基地距离震中有多远,我不懂科学,但是如果让我住在什么发射基地附近,我宁可背井离乡。然后去查三峡,最后去查附近的水坝水库——不懂科学的我之前被三峡普及了一把水库会诱发地震的常识,在这地震高发带我们“人定胜天”的建了大大小小无数个水库。没必要事后诸葛亮的去指责什么短视的政府,政府是空的,事儿是人做的,这政府的人就是你我中的一员,他们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无不与我们相同,短视的是饥渴的中国人群体。
至于奥运火炬让中国人第一次发现自己在其它族群眼里是那么的不招人待见、山东火车相撞之类的“人祸”,前者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与世界主流差异太大,后者是因为“敬业精神”缺失,无论是价值观狭隘还是敬业精神不足,又哪里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呢?扪心自问:你敬业吗?缅甸风暴你痛心了吗?你会牵挂苏丹内乱吗?你会为几千几万公里外某个群体的生存境遇奔走呼号吗? 没有开阔心胸、“大爱”精神的民族,又凭什么要求别人来主动理解你的思维方式、历史传统呢? 如果“混口饭吃”是绝大多数人的习惯,我们又谴责那个火车司机什么呢?
我们无法抱怨老天不厚待这片土地,因为我们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无辜。
我们可以做什么?从自己做起,敬事、节用、爱人。
或许"那些神秘的主导力量,允许我们忏悔,给予我们改过的机会和时间。" (冉同学语)
我们的政府有多大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 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 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朝廷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今天又是盛世中国,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 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 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 或许,我们或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工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在1950年时,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1950年代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 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需要3.7亿个 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 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它现代产业全球最发达,它也是世界警察,所以,它的政府职责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在社会福利支 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因此,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中国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历来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至1995年间的确是照此方向走。 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 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和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 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 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 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不是中国人与别国不一样,而是人家在权力受民主制约下的分税制体系,搬到中国后,当然会走样,因为在中国的各级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 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政府规模,我们的政府达到历史"最大" 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从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 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10.2%。图三给出三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 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政府作为最大的资产和土地所有者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 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 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 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 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是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这种政府规模的确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 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 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谁会赢大头? 美国家庭资产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 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即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 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 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 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 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 花,这些钱花在哪里呢?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 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 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 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 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 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 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 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在中国政府控制社会这么 多收入、这么多资产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 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国民自己的。
陈志武 /文
天灾人祸这几日,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国内的新闻网站。看完乐观、鼓舞人心的官方报道之后,再去牛博网(www.bullogger.com)看看一些记者或“好事之徒”的博文,有些记者会把那些被“和谐”掉的真实数据、真实场景放在自己的博客中。
比如,这个连日来一直“奋战”在广州火车站上的北风,他用手机短信的方式将现场所见所闻所悲所挤即时上传到博客中。从他那儿我知道:铁道部发言人说30日安排了18万旅客离开广州,事实上只有7万人离开。官方以18万为例子鼓舞人心的结果是这两天又有大量的旅客涌向广州火车站。有媒体估计现场人数高度80-100万。 “挤死人”的新闻,由谣言变成了现实。
滞留广州火车站的人们却又比另一地地人们幸运些,前者备受境内外媒体关注,还没有到饥寒交迫的地步。“凤凰来仪”从他的渠道获知:经济地理位置没广州湖南那么引人注目的贵州灾情更残酷,贵州已经陷入冻雨袭击几近20天。98年加拿大7天冻雨,导致加拿大东部电网交通完全瘫痪,天晴之后7天才恢复正常;07年美国遭受冻雨袭击,导致美国12个州停电。经济基础原本就脆弱的贵州在20天的冻雨袭击下会是什么状况?“停水、停电、没有物资没有油,什么都运不进来,运油的车都翻在了路上,连行政中心都没有电,街上的炭买12元一斤、蜡烛5元一支、冻熟的白菜5元一斤还是限量...
事非经过不知难,没有身陷其中的我们很难体会到那份悲怆,这个兄弟做的《2008年归去来兮》视频, 看了不信你不酸鼻子:为什么他们要承受那么多?
老党员的老爸说:温家宝一直在灾区哪,大家都上路铲雪,被困在路上的人都免费供吃供喝,能做到这样,不错了。
有运输生意的老姐说:高速公路不收费了,这下政府损失可不小。
......
谁说过来着? 最好的百姓造就出最恶的政府。
我们的百姓是最好的百姓。
政府在号召大众捐款,捐吗?
援助默默承受天灾的人们,是义不容辞。
援助默默承受人祸的人们,是什么?
无论如何,除了抱怨,还是给默默承受天灾的人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吧!
红十字会开通网上捐款,境内、境外均可网上转帐,大部分银行免转账手续费。
你要填空,等於拆幅我离开工作的那会儿,XXX主义工程开始启动,至今已三年有余了吧,据说是个十年工程。我对某某主义不求甚解,因而疑惑不少。我颇为敬重的一个同事兼领导是这个工程的骨干,我曾经想把自己的疑惑抛给他:把无限的意义赋予一个有限的理论,这种工程加工出来的XXX主义还是XXX主义吗? 终究碍着“领导”这一层关系,没深问。问了,他也未必答。
今天读到高尔泰的一段话,他把我的这个疑问说得更透澈:“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空白都在馬克思主義之外,你要填補,你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了。... 任何一種用整體來否定個體、用共性來否定個性的學說,包括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儒學,都不談人生的意義,用談論責任、義務、社會關系倫理道德來代替。這絕不是偶然的。要說這是空白,也祇能算是邏輯體系上的結構性空白。或者說空白是體系結構的組成部分。所謂“當其無,有輻之用”,你要填空,等於拆幅,那怎麼能行?”
在做着这个XXX主义工程的同事中有花岗岩脑袋的、却也不乏犀利明白之人。我对他们美好愿望的揣测是:要的就是名为填空,实为拆幅。
写完上面那些话之后,又碰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韩学本历经种种运动之后的一句话:主義祇是手段,權力才是目的。
我的“美好愿望”显得那么的可笑和无谓。
事实什么是事实?
事实就像广漠无边、有时无法进入的大海中的鱼,捕到什么鱼,主要取决于你选择在大海的哪一部分捕鱼以及他选用哪种鱼具捕鱼
而这两个因素当然又取决于他想捕捉的是哪种鱼。
—— 改编自E.H.Carr
继人大国关的李张之争,北大光华的邹张之争再一次吸引了公众的眼球。这两个话题一度或现在很热,为什么热?估计在不谙此道的公众看来,读书人应该远离这种权、利、气的形而下争斗,要掐也应该掐出一段形而上的学坛佳话来。
呵呵,孰不知,文人也是人,而且往往是更小人。
我一直觉得,99%的文人都是社会竞争淘汰下来的产品,智力不够去解密自然当个科学家,能力不够去经世致用赚点硬通货,计谋不够去翻云覆雨混个一官半职,只得做个读书匠。你指望这样一些被淘汰下来的产品能够对手中仅有的些许权、利泰然处之、安然若素?与中国史上学者或西方学者不少出自中产阶级甚至贵族家庭的传统不同,当代中国学者大多出自贫寒的小农小工小知家庭,这种家庭本身没什么不妥,但是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通常更具“进取心”、“上进心”,他或她的家庭为了这么一个孩子能出人头地几乎倾其所有,得了势的孩子又岂能轻言进退、坐看云起云落?
心胸狭窄是中国学者的通病,因为他们的智力、能力、权谋、出身决定了他们无法自信。这样心胸的学者又存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学术与政治挂钩、大学向衙门看齐的制度下,他们能高尚得起来?
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做戏,好铁不打钉”,您要是觉得自己还算块好铁,千万别往读书匠圈里凑。
民间叙事某选民的记叙文:
一场疯狂的人民代表选举!!!
今天2007年12月1日,是江苏省昆山市镇和市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我是千灯镇中宅新村选区选民。一直以来在主流媒体的影响下,我脑子里有个概念,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对政治不会很热心,又没有强制性一定要去,去的人一定寥寥无几。 选举在千灯中心小学的操场上。到了操场让我一惊!我没有想到来的人如此的多,基本上都到了!积极性之高,让我预料不及的! 投票开始了,选票是有负责人发下来了。我以为马上要有候选人与广大选民见面了。遗憾的是一个候选人都没有见到。拿起选票一看,候选人一个都不认识了! 更奇怪的是市代表是3个里选2个,镇代表4个里选择3个!当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的时候,那位发票的负责人说话了,她说某某是市里的,大家选他,他是要确保的!我惊讶的回不过神来! 更让我惊讶的还在后面,选民选票没有投入选票箱,而是给那负责人收了去。当选民逐渐散去的时候,那负责人蹲在地上拼命的改票!!!我实在看不过去了,走上去对她说“你怎么可以改票,你叫什么名字,我去选举委员会举报你!”只见她连抬头的时间也没有,边改边说,你去举报好了! 呜呼!!!!!!!
命/DestinyA.
欧洲的传统是“君权神授”,中国的传统是“君权天授”。
如今相信“君权天授”得中国人应该寥寥无几,但是你信“命”吗?
遇到挫折,你会说“命不好”吗?
将那个推动着你人生起伏的“看不见的手”归结为“命运”,这样的中国人是这个维持这个xx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你信命吗?
B.
在中国这样一个急于奔向未来的国家,过去究竟价值几何? 中国式智慧民不和官斗,出头的椽子先烂,屈死不告状。
为官者,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
世态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阉老。 欧盟眼里的中国欧盟安全研究所近年连着出了三本欧盟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白皮书”,Free。
Facing China's Rise: Guidelines for an Eu Strategy. By Marcin Zaborowski.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Dec. 2006, 129 pp. Free. The Evolution of the EU-China Relationship: From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to Strategic Partnership. by Nicola Casarini.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6, 46 pp. Free. Embracing the Dragon: The EU's Partnership With China. by Katinka Barysch with Charles Grant and Mark Leonard.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2005, 79 pp. Free. “老子英雄儿好汉”十七大今天开幕,境外媒体这些日在搞竞猜,猜中国的人事变动。
无论如何,没被打倒的第一代第二代权贵子裔们该登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
俗话说,“三代出贵族”,社会主义贵族雏形已具。
1 曾庆红 常委▲/父曾山,国务院内务部长
2 吴邦国 常委,人大委员长/父为某指挥学院院长,少将
3 俞正声 ■湖北省委书记/父黄敬,一机部长
4 周永康 ▲国务委员/父周一萍,国防科委副政委
5 刘延东 ●中央统战部长,政协副主席/父刘瑞龙,农业部副部长
6 马 凯 ●发改委主任/父为高干
7 薄熙来 ●商务部长/父薄一波,□副总理
8 戴秉国 ●外交部党组书记/岳父黄镇,文化部长
9 田成平 ●劳保部长/父田英,湖北副省长
10 周小川 ●人民银行行长/父周建南,机械工业部长
11 习近平 ●上海市委书记/父习仲勋,▲副委员长
12 李源潮 ○江苏省委书记/父李干成,上海副市长
13 李建国 ●山东省委书记/父李云川,国务院人事部副部长
14 张庆黎 ●西藏区委书记/叔父张万年,军委副主席,上将
15 王歧山 ●北京市长/岳父姚依林,常委▲常务副总理 注:常委■□▲及●,分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的书记及中央委员
时代与命运 这几日连着“坐家”,干活儿查资料的时候,又撞见了一些人和事,一些老人嘴里的往事。十几岁的时候我喜小说,陶醉于虚构出的曲折人生;二十出头的时候我读哲学,以为那样的字里行间才是真谛所在;如今,我爱看回忆录——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并在不如烟的往事中慷慨激昂。但是我的慷慨激昂是那么的可怜和矫情,通常在一顿丰盛的晚餐和暖暖的一宿之后,重归平静。
这么一段话,我写不出,也不能写。可是我可以memo吧?
“ 人的一生被定位在哪个历史坐标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宿命。
李方先生有一篇文章,题为《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时代》,列出了幸运的时间和地点:外国有本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达芬奇时代的意大利、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中国有十一世纪的北宋、杜牧时代的扬州、名士时代的东晋、春秋时期的宋襄公时代。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即便生活在这十个时代,具体到个人也未必如愿以偿。
如果你生于奴隶制的古罗马且身为一头“会说话的牲口”,却要争取人的权利,等待你的将是钉十字架的酷刑;如果你生于蒙昧的中世纪欧洲,却力图挣脱思想的桎梏,有宗教裁判所的拉肢架和火刑柱伺候;如果你赶上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却偏要发出理性的呼声,革命法庭的断头台将是你的归宿;如果……
‘烦恼即菩提’,如果你从未曾意识到自己及他人的不幸,或许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你意识到不幸且甘心认命,那是无奈的双重不幸;如果你向人们揭示不幸的真相,探究不幸的原因,则可能遭遇更大的不幸。所谓幸与不幸,就看你赶上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要是出生在一个黑暗时期并在黎明前悄然消逝,那你只好自认倒霉;即便是壮烈殉难的英雄,也未必比历史所记载的恶棍多。”
我还是是幸运的,在“网关”之外的我可以读到他们的回忆,并将他们的回忆刻入我的记忆中。游走欧洲,印象最深的不是它的美景,而是处处可见的“二战历史博物馆”、“犹太人纪念馆”。面对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的态度是:尽可能得保存灾难的见证。而我们?迫不及待得忘却和不择手段得掩盖!
Rising China?A 2005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poll of 22 nations found nearly all believed China played a more positive role in the world than the United States.
Similarly, in a 2006 poll of nine countries by Germany’s Bertelsmann Foundation, a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 longer be the world’s unchallenged power by 2020, because China would rival U.S. influence. 告别诸神这也是历史: 从思想改造到文化革命 1949-1979
告别诸神:从思想解放到文化反思 1979-1989
悲剧的力量:从民主运动走向民主政治 1989-
这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3年编辑出版的一套丛书。我手头上的是这套丛书的第二本——《告别诸神》,书中收有北岛、金观涛、甘阳、李泽厚、刘小枫等人的“文化反思”,也有魏京生、严家其、胡平、刘宾雁等人的“思想解放”之声。呵呵,把这些人凑合在一起的一本书估计在大陆很难见到。
为什么提到这本书?昨日看到一报道——温家宝感慨为什么今日之中国大学出不来“大师”、出不了“创新”,于是要在数十所大学试点研究生教育改革。这种“疾教育之苦”的呼声由来已久,大伙儿都在急“学风不古”、“思想贫乏”、“新见乏成”,但似乎都忘了自己在这“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你、我、他,每一个人,都是“缔造”这个局面的一分子。很想建议温去读读胡平关于“思想自由”与“学术创新”、“愚民之巧”与“民愚之悲”之间的辨证,以温与赵的关系,胡平的观点他未必不知,只是“知其然”与“行其是”之间很难跨越,即使是一国总理。在当下,让当权者从根上改变“愚民”倾向很难,那么,去了解一下闹得正火的“李院长”与“张教授”之争?看一看咱们的“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究竟“不可理喻”到何种程度?
更有意思的一个相关消息:如何评价“留洋不归”?某好事媒体做了调查,据说七、八成被访者表示愤慨和不赞成。俺不得不轻率一点的断言:这七八成的被访者都是“没吃过葡萄的”。不回国未必是觉得“西洋”比“中土”好,而仅仅是因为这“中土”不好。这“中土”的不好,也未必与绿树、鲜花、面包、洋房、汽车有关,而是“不可言说”的其它。回国也未必是与“爱国”有关,而仅仅是因为再渺小也不过的“乡愁”的驱使...... 与那抽象的“国”无关,只是因为离不了那已深深烙入血肉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和亲朋好友的“呼来喝去”。
从Sisi和吸血伯爵到德国各党派的移民政策圣诞节,德国二台重播经典老片《茜茜公主》,剧里的许多外景是自己今年走过路过的地儿,颇有共鸣。要感慨地不是剧中美景,而是人与人、国与国的“边界”,在Sisi那里,这种“边界”仅以情感为划分依据。碰巧,昨儿在VOX看了《吸血惊情四百年》,十字军东征伊斯坦布尔造就了吸血伯爵.... 土耳其、意大利在德移民问题又一次冲击了俺的思维,“移民”——人移易,志趣移?不易。
CDU/CSU: "Die Union will die Zuwanderung in den Arbeitsmarkt auf Mangelberufe und auf Auslaender begrenzen, die in Deutschland zu Spitzenleistungen in Wissenschaft, Forschung, Wirtschaft und Kultur beitragen koennen."
SPD:"Die SPD setzt auf Begrenzung der Zuwanderung und Integration. Menschen, die Deutschland legal zum Lebensmittelpunkt gemacht haben, sollen eingebuergert werden. Es soll islamischen Religionsunterricht vor allem in deutscher Sprache geben."
Buendnus 90/Die Gruenen: "Die Gruenen werben fuer eine erleichterte Einbuergerung von Zuwanderern und eine grosszuegige Gewaehrung der doppelten Staatsbuergerschaft. Sie fordern klare gesetzliche Bleiberechts-Regelungen und freiwillige Intergrationskurse."
FDP: "Integration statt Konfrontation"-darunter versteht die FDP Sprachkurse und kein Verbot von islamischen Predigten auf Arabisch. Gegenwaertige Zuwanderungsregelungen und das Staatsbuergerschaftsrecht sollen beibehalten werden."
Linkspartei. PDS:"Es geht um eine menschenrechtlich gepraegte Einwanderungs- und Asylpolitik. Integration ist ein zweiseitiger Prozess, der Einwandernde und aufnehmende Gesellschaft gleichermassen fordert-aktive Intergrationspolitik statt, deutscher Leitkultur. "
他眼看中国(一)“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
——魏玛四杰之一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8世纪对中国的评价。
“魏玛四杰”(Viergestirn von Weimar)的其它三杰是歌德、席勒和维兰。 以赫尔德跻身四杰的名号,写出对清朝时期这样的评价,中国在欧洲的“历史基础”如何可略见一二。
收集整理西方学界(尤其是大师级人物)关于中国的研究,不无裨益。比如莱布尼兹、黑格尔....google了一下,已有不少中国学者关注“汉学史”研究,很好。
Merkel上台一周年& 永远不缺Topic 昨晚回家的路上、今晨上班的路上,均听到地方广播台关于Merkel上台一周年的专家访谈、新闻采访...连每日以针头线脑家长里短为主的地方广播台都如此关注, 各大媒体更不会放过这个“盘点”红黑联盟执政一周年的机会。如何评价红黑联盟这一年的政绩? 官民之间、朝野之间差异颇大,情理之中。 Merkel津津乐道于这一年德国经济的复苏和失业率的下降,反对党则抓住长期失业率毫无改善和青少年受教育机会减少等问题不放。无论如何,事实是今年夏季开始德国失业率有了显著下降。 但是,老百姓似乎并不买帐——失业率下降与这届政府无关。广播里街头随机调查结果可能会让Merkel很郁闷:有人用了Scheisse、Mist之类的词,有人认为本届政府是年宴上的王八——有它也可,无它也罢。 政治激进主义、政治冷漠主义...哪个国家都不缺。
去年追踪德国大选,收集翻译了不少资料,但没有成形的结果出来。这几日读托克维尔,嗬嗬,托在美国游历9个月,发现了“美国的民主”。偶到德国15月,反倒离德国社会越来越远。虽然焦点是中国,但似乎有必要作些什么与德国有关的东西。比如,写个《闲话德国政治社会制度》? 以“问题研究”方式介绍德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习惯,以故事化的场景引出学术性的话题。比如,从各大政党领袖的“花样私生活”到政党制度,从Fisher的白球鞋到德国的议会制度,从乏味的电视辩论到德国的选举制度,从学费改革之争到德国民主的实质, 从足球到德国战后复兴,从“一代不如一代”到德国人的历史观,从小镇生活到地方政府的功能,从音乐节到德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从妇女电影节到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方式.....
生活和工作都是这样,永远不缺“topic”,只看你何时入手,如何坚持下去。
物转人移,我们是谁? 在生活中常常告诫自己:可看人下药,但不以类分人。人的“标签”有许多,“民族性”就是其一。的确,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民族特征,但我认为更多的时候人性大于民族性,很多特征来自这个人而不是这个人所属的类群。 心理学家却告诉我们,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差异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几日,转来转去转不出来的时候,去看心理学方面的东西。大学那会儿只有两个学科曾让俺真正动过读研的念头,一是逻辑学,二是心理学。结果,应了那句老话:世事岂能如人所料!话说回来, 第一次真正用电脑工作还是帮心理学老师处理试验数据,离开实验室的时候收集了一堆的性格测验、投射测验、气质量表之类的工具,总觉着会用到的。结果迄今为止,那么贵的量表唯一的实验对象只是自己。
回到正题:我们是谁? 梁漱溟1949年的时候曾将中国人的特征概括为十点:自私自利;勤俭;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有韧性及弹性得牛皮糖性格;圆熟老到。从梁先生的用词就可看出他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得客观。但是, 多数中国人最熟悉的关于自己特征的描述还是来自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柏杨归纳了九个中国人丑陋点:脏、乱、吵;窝里斗;不认错;虚伪;心胸狭窄; 自大又自卑;怕事、只说不做;墨守成规; 对人不对事。外国心理学家们近代用罗夏投射或TAT投射测验结果是: 中国人比较能控制自发的冲动;中国人容易对无生物的对象表露感情;中国人比较倾向于从食物中获得满足感; 中国人喜作整体知觉....。 这些中外的结论都是1950年代左右做出的。中国近100年来尤其是近50年间的变化绝不亚于历史上几百年间几个朝代兴衰带来的冲击,今天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物转人移了吗?
台湾的杨国枢关于中国人的“现代性人格”的判断是目前比较popular的一种看法:中国人的性格正由社会取向、权威性格、外控、顺从自然、过去取向、冥想内修、依赖、协同、特殊主义、怀疑外人等,转为个人取向、平权性格、内控、支配自然、未来取向、行动成就、独立、容忍差异、普遍主义、信任外人。杨氏的研究是以台湾为对象,结论不知是否符合台湾中国人的特征。在俺看来,如果把这个结论运用到大陆中国人身上,只能称其为一种“有根据的臆想”——大多数社会科学从业者的习惯,以一撮“先知先觉”取代整体。俺也正犯这个病呢。怎么治?
大小三段论:
中国本土心理学家中,陈姓居多。
俺姓陈。
俺成为心理学家的机率较高。
据俺统计,心理学家长寿的居多,哲学家则相对短寿。
俺的统计是正确的
俺长寿的机率较高。
逻辑与事实无必然联系,自圆其说即可。赫赫..
新加坡是个好地方? 朋友不喜欢“自由、富足”的欧洲,更不喜欢“既不自由又不富足”的大陆,觉得花园国家——新加坡不错,既是咱同种同族的地儿,又有发达的物质环境。 对新加坡报有先天性好感的大陆人挺多...
四分之三人口是华人的新加坡有多少歧视华人的现实与文本,这儿就不一一列举了。这几日挺火的一个事件,挺能让我们清醒清醒:
摩根斯坦利的谢国忠在一份内部传阅的邮件中对新加坡政府表达了不敬之词,邮件被内部人士外传,谢主动离职。因为,摩根斯坦利要抓牢该公司在新加坡的业务量——摩根士丹利在新加坡的地位仅次于高盛。新加坡政府在谢的离职中扮演什么角色?可以看看新加坡政府一贯的行事风格,答案便各自心中有数咯。
1) 不久前,李显龙和老爹李光耀将《远东经济评论》的出版商Review Publishing Co.告上法庭,起因便是7月份的《远东经济评论》刊载了一篇采访新加坡反对党政治家徐顺全(Chee Soon Juan)的文章。
2)新加坡禁止户外的示威活动,超过一定数量的户外集会必须向警方备案。政府有权“在必要时无限期拘留任何被怀疑可能对种族和谐与社会穩定造成威胁的人士,並可以在不經審訊的情況下扣押多年。”
3)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AP)严格控制新闻媒体,如,外国媒体对新加坡政府的批评会受到政府的“诽谤”指控或被限制在新加坡的发行量; 个人或民间组织禁止安装卫星天线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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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指望狼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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