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出英雄，历史造就思想。以历史事件命名，20世纪的中国思想家可以分为几代：
“革旧维新”代， 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梁启超
“五四”代，陈独秀、胡适、鲁迅、张东荪、张君劢、梁漱溟、曾琦、左舜生、李璜、闻一多、罗隆基
“一二.九”代，顾准、胡乔木、杜润生、于光远、李锐、邓力群、胡绳、王若水、李慎之、王元化、刘宾雁、邵燕祥、何家栋
“四五”代，包遵信、遇罗克、严家其、金观涛
“改革”代， ？
汉语骂人，最毒的一句肯定是：全家死光光。这种原本只应在骂人者的意淫中出现的毒咒在某个罪恶的年代却真实上演着。
在1959－1961的中国某些省份的农村，全家死光光已不是极端，一个村子死绝了也是有的。用老人们的话说：命不好，绝门绝户绝宗绝族了。
老人们想象出“歹命”这个替罪羊，以遗忘和无知将“好命”拱手奉给那帮最应绝门绝户绝宗绝族的伟大领袖英明领导们。
“1959－1961三年间，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 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肃占6.5%，陕西只有1%。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
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其中，四川人口死亡最多，安徽次之，河南、湖南再次之。三年大饥荒中，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5.11%，其中安徽灾情最重、四川次之，贵州再次之。”
数据来源：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Leonid Hurwicz, Eric Maskin and Roger Myerson 三个犹太人拿了今年的经济学Nobel Price。Maskin去年还到访过北京，在中央财大的报告是在一个老旧的教室里进行的，Maskin在黑板上奋笔疾书的照片如今还能google到。料想此后这等规格怕是请不来咯。
自从接触了公共选择理论之后，开始关注经济学对传统政治学/社会学对象的“入侵”。经济学虽然有过度数学化的嫌疑，但这种思路应该是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在内的Social Sciences的发展方向。不论是国内还是欧美学界，社会学、政治学的量化研究已有很大进展，大有追赶经济学的趋势，但多数尚限于经验研究中的调查分析领域，在理论建模方面，令人惊喜的突破甚是少见。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完全用简单纯粹的数字与公式来表达，但social sciences 既然是science，“量化”、“模式化”人类千变万化的活动以追寻其中的规律，是应然的。数学是一种美，逻辑是一种美，在探寻人类社会活动、政治互动的研究中引入这种美，不美吗？
Game theory provides methods to predict the outcome of a given game. While Mechanism Design is to design a game which can produce the given outcome. How to design it? Set up a structure in which each player has an incentive to behave as the designer intends.
Mechanism designers commonly try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basic outcomes: truthfulness, individual rationality, budget balance, and social welfare.More advanced mechanisms attempt to resist harmful coalitions of players.
One branch of mechanism design is the creation of markets, auctions, and combinatorial auctions.
Another is the design of matching algorithms such as the one used to pair medical school graduates with internships.
A third application is to the provison of public goods, and the optimal design of taxation schemes by governments.
A common exercise in mechanism design is to achieve the desired outcome according to a specific solution concept. The celebrated Gibbard-Satterthwaite theorem shows that any outcome that can be implemented as a dominat strategy equilibrium is necessarily dictatorial. This is similar to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By contrast, implementation in Nash equilibrium is possible for a much wider range of social choice rules.
我相信Mechanism Design Theory能够和公共选择理论相整合用以explain and design social and political policies in China。
查捷克啥时候不需要签证也不需要那个执行得乱七八糟的过境5天的规定，顺手研究了下申根协定。
Schengen，卢森堡的一个小城，翻译成申根恰如其音。1995年几个老牌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在这儿签了个“取消相互之间的边境检查点并协调对申根区之外的边境控制”的申根公约，加入了这个公约的就是申根国家咯。看成员国逐步扩大的历程，挺有趣：
1.安道尔、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凡蒂冈、圣马力诺，这5个豆国，虽没签署申根公约，但原本就未设边境检查，也无从撤销一说。
2.希腊VS冰岛、挪威。欧盟成员国的希腊92年加入申根公约，97年就应该正式生效，但因“安全需要”，2000年才实际执行。冰岛和挪威至今也未加入欧盟，01年已是申根成员国。喏，嫌贫爱富，全球通吃。
04年加入申根那一批东欧国家，熬到今年年底就可以正式生效了。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踩也有兴趣踩的地儿至少多了仨：捷克、匈牙利、波兰。在希腊那会儿俺信誓旦旦咬牙切齿的宣称不再去那些有历史没现在的所谓古老文明地儿了，不过，这会儿“伤疤”已经好得差不多。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CMU）的学者2004年年初提出一份研究报告，比较国家、地区之间竞争力的强弱，特别强调“三T”的重要性。
第一个T是Technology（技术），该国有没有国际水平的创新技术。那么创新技术怎么来的？这取决于
第二个T：Talent（人才），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够把人才吸引过来，吸引来以后还能把他们留住，能让他们出成就？这就仰赖于
第三个T，Tolerance（宽容）。
M型社会，日本趋势学研究者大前研一以日本近20年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类型的判断。即，原本人数最多的中等收入阶层，除了一小部分能往上挤入少数的高收入阶层，其他大多数沦为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原本的中间阶层凹陷下去，变得很小，于是，社会像个被拉开的M字。
众所周知，中产阶级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最稳定的社会类型是橄榄型或倒U型。但是M型社会正在出现....
一个社会里有多少人是中产阶级？有多人只是自认是中产阶级？大前研一给那些自认是中产阶级的提出了3个问题：一、 房屋贷款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或是你根本不敢购置房产）？二、 你打算生儿育女吗（或是你连结婚也不敢）？三、 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或是你连生孩子也不敢）？这三个问题，只要你有一个的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意味着你不算是、不再是中产階級了，富裕和安定，正离你愈來愈远……。
在M型社会里，以各种贷款、分期付款来花未来钱的习惯，已不是“聪明”的花钱方式。量力而行，而不是追求好车、好房、好学校，恢复节俭的传统消费习惯，才是有效的应对方式....
咱们的社会状况某些学者总结为“倒丁字型社会”，连橄榄型社会还远未实现，就已暴露许多M型社会里的恶习——太多“虚假”的中产阶级。《M型社会》里提到的一些观点，对咱们那些具有“丁吃卯粮”习惯的“现代人”们很是一个警醒：“超前消费”是个危险的恶习！
该书06年年初在日本出版，台湾繁体译本10月份已经发行，不知大陆市场能否见到这本书。
雅各宾专政，指法国大革命期间Robespierre领导的雅各宾派执掌法国政权。
统治时间：1793年-1974年。
统治方式：以革命恐怖主义对待反革命们。
历史评价：雅各宾专政，法西斯专政，人民民主专政....
蒋庆，1953年生人，未及耳顺之年，已被誉为今世儒哲。
知天命的年纪里自称“提前退休”，贵州某处置地筑书院，名为“阳明精舍”，遂为山 长。
他的《政治儒学》一书， 搜寻中。
红卫兵，文革术语，生命周期：1966年5月至1970年8月。
最初是由北京地区若干重点中学中的革干子弟和其他“红五类”子弟发起的学生组织，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少数高干子弟。他们以天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自居，奉行以“血统论”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试图通过对红卫兵参加者的种种资格限制，保持其队伍的纯洁性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红卫兵的数量约佔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为了与后起的红卫兵组织相区别，这些人被称为“老红卫兵”。1968年8月初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老红卫兵”人为设置的种种限制不复存在，更多其他社会阶层的子弟也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由少数中学向其他各级各类学校蔓延，大学生逐渐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导力量。新、老红卫兵在8-10月针对知识份子群体和基层领导干部的斗争中具有大体相似的言行，但是随着”文革“斗争矛头指向党内高层，”老红卫兵“中的骨干成员逐渐趋向保守，最终演变成与”中央文革“公开对抗的”联动“组织，遭到最高当局的镇压。而其他阶层出身的红卫兵则继续回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实施了对各级”走资派“的造反与夺权，成为名副其实的”造反派“。
又一个印证“解放区的天是六月天”的case。
“三信危机”，信心危机（a crisis of faith in socialism)、信仰危机（in Marxism)、信任危机（in CCP)。本词出现于文革末期，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百姓留下的后遗症之一。今日，“三信危机”常指称信仰、信用、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已经不再是讨论对象，取而代之，国家、群体、个人的信用危机成为新话题。此替换之间的乾坤挪移，很有意思。
旁絮一则：
领袖，领袖，顾名思义，就是你穿上衣服，他捏著你的领口与袖口，替你摆布好过日子的章程。
称中国为“支那”是日本人的“发明”，如今在台湾也有人使用如此称呼，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偶今天学习到了一个新名词——“华客”。
华客，与“台客”对称的一个对台湾亲华、亲gong人士的称呼。偶今天粗粗考证了一下，与“华客”同意的词有Fucker(取"华客"谐音）、Chink（又称“禽客”），还有人演绎为”Chin兽“，推而广之可以用来指代”China”。细细玩味，方能明白这些称谓的狠毒意味。这些颇有创意的”新名词“的背后，是该类词语发明者、使用者对中国或中国大陆的仇恨之心，仇恨的程度似乎要远盛中国民族愤青对日本的仇狠。
更具体点儿界定，“华客”是被“台客”们整出来的一个名词。“华客”，指称外省人，以蒋带过去的那批人、及这批人后代中仍认可自己为“中国人”的群体为主。“台客”，指称本地人，台湾闽南人＋土家人。真真应了那句：风水轮流转，今年到谁家。”台客“一词，是1950年代就在台湾民间出现的一个用语，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外省人对土里土气的本地人的称谓。而”华客“一词最初是没有明确褒贬意味的一个指代。“华客”一词的“污名化”运动与“台客”一词的“光名化”运动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始于台湾政治力量刻意为之的族群撕裂运动，进展了五、六年，成效不低。
名词解释最无力的地方就是用词语去解释词语。给个实例吧，体验一下被“台客”们称为“华客”的人儿究竟“华”到什么程度。如此程度的“华”依然被“台客”视为洪水猛兽，那么，我们这些“旁观者”又该将多少克的感情投入到“台湾同胞”四个字中呢？
以朱天心为例，以这个被“台客”们咬牙切齿的“华客家族“中的核心分子为例，应该会解读的更清楚些。
朱天心一家：
朱天心： 以“闺秀文学”起笔，80年代末期转向，小说与政治、时势紧扣，以文写意。
其父朱西宁：随国民政府去台，被视为蒋政府推行反kp政策的”御用文人“，反KP归反KP，但中国根、
中国心是原汁原味的，所以必被视为”华客“。
其母刘慕沙：客家人，遗传基因属“台客”，“华客”成分几多？不知。
其姐朱天文：名气更盛于朱天心，与朱天心共创了《三三集刊》，另一华客候孝贤的御用编剧、
绯闻“爱人”，《悲情城市》、《恋恋风尘》的主笔。以此推断，政治立场与朱天心同。
其女谢海盟：外省人的第三代，仍公开声称祖籍随外公：山东临朐人。
其夫谢材俊：身为台湾宜兰人，但认可其女儿的“英勇”话语，不难推断其立场如何。
背景介绍完毕，下面是《联合早报》刊登的一篇对她的访谈录，其间深浅，跃然纸上，看客请各解其中味。偶只叹：政治，作孽。但，人，却无孽不活。
“台湾政客玩族群牌”
——小说家朱天心批判台族群政治
● 霍月伟（台北）
巧得很，去访问台湾小说家朱天心（46岁）的前一天，《联合报》用全版刊登了对她和女儿谢海盟的访问。
正在台北名校北一女念高三的谢海盟被记者问到认同问题时，有个本省爸爸（作家谢材俊）、外省第二代妈妈的她毫不犹豫地自称为“山东临朐人”，跟外公（已故作家）朱西宁一样。
更妙的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谢海盟把中国大陆称为“祖国”，中学时有“认识台湾”课考题问“你是什么人？”，供选择的答案有美国人、中国人、台湾人等等，明明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的她，还是生气地选了“中国人”，拒绝被逼选边站。
接受本报访问时，谈到年少女儿气冲冲、毫不掩饰拥抱文化中国，温柔敦厚的朱天心忍俊不住：“那么，政治不正确！”
“中共同路人”
在台湾的年轻一代里，谢海盟绝对是异类和少数。实际上，在当前的台湾，不但自称“中国人”是政治不正确，连外省人这个身份，也显得政治不正确，选举期间尤其如此。为了争取本省籍选民选票，外省籍政治人物动辄给打成“中共同路人”。在刚过去的313泛蓝阵营大游行中，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连战、宋楚瑜趴跪吻地表明热爱台湾土地的心迹，但马上就被质疑只是在是做秀，隐含“外来政权人物、外省籍政治人物怎么会爱台湾”之意。
谈到台湾的族群政治，朱天心用一个画面来形容：“不道德的政治人物，用种种你无法想像得到、可以区别人的工具，把台湾反复地砸、反复地砸，砸成碎片，然后再来选本身要的那几片。”
成立“族盟”
就是从往年经验预见政治人物一定会把族群当作选举工具操弄，朱天心去年底和一班文化界、社运界的朋友联合发起“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族盟），由著名电影导演侯孝贤担任名誉召集人，不定期发表监督报告，“六亲不认”地针对政治人物撕裂族群言论吹哨批判。
族盟的成立，为近年来恶斗不息的台湾政治吹进一阵清新之风——终于民间有一批人公开而明白地出来向玩族群牌的政客说“不”了，但实际效果有多大？
朱天心自己的评估是：“可能有一定的吓阻作用，让政治人物觉得操弄的代价高了，也发现了民间对此有很高的期待。（族群政治）现已转变成非常隐晦的国家认同问题。这种呈现方式比族群议题精致，但更可怕。”
朱天心说，国家认同不能在一代打造出来，她也不想从道德、文化角度出发，而只会诉诸很低等、生物性的因素，希望主政者至少把经济搞好，让人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就是认同的开始，而不是凭一些口号，或因为经济不好而要转移视线，来进行思想检查。
“如果我好好工作、交税，奉公守法，可不可以算认同国家？应该是啊。谁有资格界定？拥有权力的人？”朱天心相信，这个标准不崇高，但有效。人只要有份工作，有土地或房子，都会产生归属感，愿意捍卫这个地方和属于他的东西。
空有民主形式
她感叹，台湾社会空有民主的形式，搭配民主的内涵或价值却不存在：“比如说对少数族群的容忍——不要说尊重、欣赏——连容忍都看不到！有时候甚至会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地步。这不只是外省人和闽南人之间的问题，就是对外籍移民，包括大陆新娘、劳工，态度都不是一个民主文明社会所应有的。像我们很讲人权的副总统，跑去收留所看差点淹死的大陆偷渡女时，会把人家痛骂一顿，说你们跑来这里做妓女，应该回去骂你的政府，简直是把人家看成是没有生命的垃圾！”
原本无族群问题
她认为，台湾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所谓的族群问题，以她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说，父亲朱西宁是孤身跟着国民党军队到台湾的“军中作家”，母亲刘慕沙是台湾客家人，虽然她把自己定位为本省第二代，这两个身份毫无矛盾，都是构成她生命经验非常重要的资产，而随着时间、通婚、经济发展，台湾族群问题本来也应该会越来越淡化，但正是政治人物的操作，使这个问题重新被唤起，许多人重新修改自己的记忆，而被另一个、官方的记忆所取代，而由于国民党一党独大时代饱受抨击，连带的所有跟着那个政权一起来的外省人，也就被打成统治阶级、加害者、既得利益……虽然大部分人只是中低层公务员，跟既得利益关系不大。
“如果硬要为自己、我父亲那一代有所托词，我只能说，很不幸，正好他们的国仇家恨，或者他的乡愁，正好是跟那个政权是一致的，但这跟说你是他的帮凶是两回事。”
也因为如此，朱天心可以谅解，现在的台湾闽南人在感情、生命经验或血缘上也正好跟主政者是一致的，这会使得他比较难以纯粹用是非、理性来看待事情，会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所应该对一个国家领导人和政党施政有的监督：“你没办法很快意地像亚力山大斩那个全世界最难解的那个结一样：解不开就一刀斩了它吧！因为构成这个结的是浓浓厚厚的血缘的感情、他个人的生命经验，不可能用是非、理性来判断。”
不过，朱天心不赞成外省人抱怨或叫苦，因为她觉得这些苦以前的闽南人都受过，国民党1949年到台后，大多数的闽南族群都在语言、自尊、文化上都受到很大的压抑、受损，外省人在感情上对闽南族群起码要有这样的尊重：“我们只能耐心的希望，闽南族群有天能够觉得：够了，可以了，过往的悲情也好、压抑也好，都得到了纾解。我觉得只能这样子吧。”
不过，对于台湾当前的“去中国化”现象，例如大学中文系完全冻结预算，甚至有笑话说中文系以后大概会变成外文系，朱天心很有意见，因为台湾作为移民社会，本来就有丰厚、多元的文化来源，非常有活力和特色，而中国文化就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部分，没有理由“对文化一再做减法”。
“在全球化下，用很卑微的话来说，我们不妨把中国看成是另一个文化来源——这样可以吗？”朱天心笑说，台北现在正在展出罗浮宫的古埃及文明文物，这么重要的四大文明，却已经跟现在的埃及文明没什么关系了，要研究的话得花很大的功夫，而“那么活生生摆着的中国，还是这么重要的文明来源，你正好文字跟它一样，你读的很多东西，还是来自这边的时候，我想不出有什么因为政治现状而非得放弃它的理由——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是长远的。”
朱天心早年因为害怕被标签，父亲在世时只跟过他回去山东老家探亲一次，1998年父亲不在了，她才为自己那些年的决定感得难过：“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反而觉得自由了。这两三年，我会想去就去吧。”她有很多外省人第二代的朋友也因为相同的原因，到现在都没有去过大陆，反而是本省人好自在，黄山也玩了，三峡也去了：“我觉得外省人的时代悲剧没有完。”
——《联合早报》，2004年3月16日。
研究服装的一个朋友要看大历史，让俺给开书目。俺哪懂啊，自己都曾经被上司批评不懂历史来着！:(
在给她找那套颇受争议的《图说中国历史》丛书哪儿有卖的时候，发现了张荫麟这个人物，觉得可赞可叹，做个名词解释，纪念一把。
此君何人？二十世纪写中国通史的人多矣，科学性与可读性兼具的有几？在寻常“小知”里名号最响的不过黄仁宇一人，黄君之作，可读尚可读也，业内人士的评语是：通俗史书而已！就差没扣一个旁书野传的帽子了。用行家的话来说：咱们泱泱大国数千年，多少人事，多少典故，通史不可能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写进去，事实上谁也做不到！
就是以如此苛刻标准来论，张荫麟仅凭一本教科书————《（东汉前）中国史纲》，便被业内认可为一位可做到雅俗共赏的史学家。为何只是东汉前的中国史纲？因为他的一生只有37个年头，写罢东汉，攻两宋时，便因病驾鹤西去。
张荫麟，自号素痴，1905年生于广东的东莞，十六岁考入清华学堂，十八岁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于《学衡》杂志，批评梁启超而得到梁启超的激赏。1929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习哲学和社会学，四年后回国，任教于清华，兼授哲学、历史两系的课程。他试图把哲学和艺术与史学融合在一起，提出要用感情、生命、神采来从事历史写作。
包括梁任公、贺麟、吴晗在内的熟悉他的学界人物，无一例外地称赏他为不可多得的史学天才。熊十力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又说：“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者也。”（熊十力：《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 以熊之性格特点，如此评骘一位先逝的比自己小整整二十岁的当代学人，可谓绝无仅有。
一句话： 牛人何其多！
投入感情、生命、神采是成就牛人的必备要素，“感情”是要热爱，“生命”是投入所有，“神采”是激情不断。
05岁末（12月29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也就是说，从今年始农业税及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废止。
能读到这个blog的人里需要交农业税的估计为零，对农业税有概念的也会太多，至于取消这个似乎离城市人很遥远的东西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也没多少佳人才俊们会有感觉。人不在国内，没有机会去问问真正的农民朋友怎么想怎么看，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怎么忧心怎么愤愤。这一政策出台最直接的结果是上万公里之外的这儿出了点儿乱子。
每周三以研究中国政治为内容的Seminar今日出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今日讨论的题目是学期初便定下的“中国的‘费改税’问题”，从教授到学生，一帮老外没一个知道中国已经废止农业税一周有余，个个摩拳擦掌地准备批判性地分析一把中国政府“费改税”政策的“中庸”、不彻底直至各种余患。俺事先没告知倒也不是成心看他们笑话，学生如此是意料之中，只是高估了教授”与时俱进“的道行。其实，也应是情理之中，就是自己这个身在此国的人，每日看中国新闻是本能，德国新闻只是两三日想起时方去”学习“的刻意为之。教授毕竟是教授，尴尬数分钟，自打圆场：理论上取消了，具体操作是怎么样我们都还不知道。现有的问题能否解决谁也不知，所以讨论还是可以继续原来思路地嘛。于是一帮老外又激扬起来。
说起农业税，只要是在中国读到初中毕业的人应该都不会完全没概念。学历史时，开篇没多久就要背个名词——初税亩。春秋时期实行的“初税亩”，便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农业税。那时是公元前594年，距离今日的2006年，整整2600年。挺整的一个数儿，也蛮吉利。不只咱们老祖宗给咱们留下了欺侮农民兄弟的传统，征收农业税是全世界所有有50以上历史国家的传统。欧盟或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的农业补贴制度也只是上世纪后半段时候开始的事儿。工业还出不来钱的时候只能向农业伸手了。
如今，咱们工业也出钱了，而且远比农民兄弟富，还好意思从农民兄弟口袋里掏钱？说到这儿。很多城市长大的孩子都觉得农民穷那是他们的事儿，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和你没关系？你知道你那身为城市人的老爹老娘的工资哪里来吗？你以为城市今天的一切是工人老大哥赤手空拳流血流汗自己打下的？学过点经济的或是没学过经济的都知道：工业发展需要资本积累。1949年的时候，中国有什么“积累”？中国政府永远是最实用主义的政府，一声令下，抗战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政策换成了“农村支援城市”。除了起征农业税之外，为快速积累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中国从1953年开始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农产品统购价格的超低等于间接为工业发展降低了成本。农民在承受价格损失的同时，还要以高价购进化肥等农用工业品，这等于直接为工业发展提高效益。建国后直至今日，中国的各类资源配置都是长期向城市、向工业倾斜。您还觉得，农民的贫困与身为城市人的您没关系吗？
直至今日，农村穷的不可以再穷，城市也相对“富裕”到可以独立行走。2004年，农业税收入仅是国家总税收收入的1％。这不仅仅是意味着农民的负担已经减轻，更是说明非农经济力量的发展，是到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很好，这一届政府在朱镕基打下的“费改税”基础上，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彻底取消农业税。
什么叫“费改税”？“三提五统”您听说过吗？没听说过？那您知道过去农民兄弟是要交这钱那钱的吧。最不济你也知道《水浒》时代就有的“官逼民反”吧？民反的就是“苛捐杂税”，交钱太多！咱们新中国也是如此，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让农民兄弟过了段好日子，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应付交不完的各名目的钱——“费”，这钱有交给国家的、有交给县里的、有交给乡里的、有交给村里的、还有修路建学校等名目。直至90年代末，乡村干部的理想是能多收就多收——自己的工资福利都指望这儿呢，农民兄弟的愿望自然是能少交就少交——管哪个是该交哪个是不该交呢。会产生什么样矛盾什么样的斗争不说您也知道了吧！于是2000年开始，“费改税”，费是谁都能收的，税却只有国家能收。农民兄弟要交的只有税了，乡镇收的也不是替自己收的“费”了，而是为国家代收的“税”，干部们的工资福利是国家财政的事儿了。多好的铺垫啊。谁说当权者都是脑满肥肠？您能想到的，能做到高位上的人不是看不到，只是他们还需要面对很多您不曾想象过的问题。
有了几年的铺垫，这如今，农业税废止，农民兄弟税也不要交了，乡镇干部要做的事情就是拿国家给的钱怎么为农民兄弟服务了——挺美好的一副图画啊。老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乐观！
您以为我真有这么乐观？以农业为主的乡镇乃至县一级的财政收入骤减，国家答应转移支付，钱由国家掏腰包，我们国家的腰包够鼓吗？工人老大哥的脊梁够硬，能担的住吗？从县到乡的各级衙门里后门硬当当的编外人员怎么办？乡长县长们的不能写进预算的“办公经费”怎么整？乡里的小学谁来买单？村里的路谁来修？似乎没有乐观的理由。
但我还是乐观，因为：这一废，问题少了一些，也多了一些，负负得正，还是很多问题。但是，少去的这些问题是农民兄弟心头的疙瘩、肩上的担子，多出的这些问题是政府的必须面对的陈年积瘤。减轻民众的担子，把麻烦留给自己——虽然还需以观后效，但有这个姿态、这个魄力的政府，难道不应该给点信心吗？ ——这是我今日课上的结语。心里还有一句没泼出来：NND，没废的时候，你们老外说咱们苛捐杂税，如今废了，你说我没废的能力。有没有废的能力是你知道还是我知道？没废的能力都敢废，那不更是符合你们的“爱民”理念了。是不是你们老外研究中国永远只能是“问题意识”，挑不出问题，就显摆不出您的水平了？
1962年，对于德国的新闻界乃至德国普通百姓都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一年发生了“《镜报》事件”（Die “Spiegel" -Affaere)。
”《镜报》事件“是什么？俺不是新闻从业人员（尽管记者一词曾经出现在俺若干年前”长大干什么“的命题作文里），不知道这一事件是不是已经写入全球通行版的《新闻业斗争史》中。估计是没有，看05岁末京城《旧京报》事件，再看相关或无关人士的反应，结论：“《镜报》事件”至少没给咱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留下啥印象。
1962年10月26日夜，《镜报周刊》汉堡办公室、波恩办公室闯入一批持有”合法“搜查令的警察，两地办公室被封，一批工作人员作为”嫌疑犯”被带走。两日后，主编Rudolf Augstein主动“自首”，入狱。紧接着，度假中的副主编、杂志军事专家Conrad Ahlers在西班牙被捕。罪名：叛国罪。罪由：Conrad Ahlers的一篇介绍北约秋季演习计划的文章泄露了联邦德国的核军事计划。这个罪名与罪由自然是当局找出的”合法“理由。“罪犯”的真正”犯罪事实“是：事发不久前《镜报周刊》刊登文章抨击当时的国防部长、第一大党CDU/CSU的总理候选人Franz-Josef Strauss善变、酗酒、贪污、权力欲旺盛，认为身为核武器狂热分子的Strauss会将德国引向毁灭，这种人断不可以成为总理。于是，身为国防部长的Strauss随后运用”合法手段“导演了上述一幕。
事发后，率先站出来的是《镜报》的竞争对手们——各大传媒明智地意识到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知识分子、学生、教授以及部分市民也加入了支持《镜报》的队伍中，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市民运动。这是联邦德国历史上出现的首次大规模针对政府和国家机关的反抗运动。政府危机，反对党要求彻查此事、Strauss辞职。12月，总理阿登纳被迫重新组阁，新内阁中自然没有Strauss。Strauss的总理梦也就此破灭，一干人等的政治生涯宣告终结。
”《镜报》事件“被视为改变德国政治风气的转折点（Die "Spiegel"-Affäre verändert das politische Klima）。如今，”《镜报》事件“不仅仅成为”为新闻自由而战“的代名词，也标志着民主的力量。 德国历史上，冲突中的胜利一方首次不是国家权力而是公共力量。
废话几句：
一直想写篇介绍“《镜报》事件”的东西，因为懒拖了很久。岁末的“XJB”事件，给了点动力，终于动笔。虽然俺还没搞明白：XJB事件究竟是因”新新“的家长们蛋糕分得不均引起的内讧，还是因”新新“年少轻狂口无遮拦惹怒了修女“宣宣”。无论是前一个原因还是后一个原因，都是恶心的原因。恶心完了，照样还得吃喝拉撒睡。俺瞎操个啥心，用Martin Niemoeller的逻辑来说：俺又不是新闻人，俺说啥话。
对了，据说Martin Niemoeller这两天在国内那帮小资之余不忘忧国忧民的小知人群中火了，这几句最火：“First they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but I was not a Communist so I did not speak ou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Socialists and the Trade Unionists, but I was neither, so I did not speak ou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but I was not a Jew so I did not speak out. And when they came for me,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out for me.”
倒也不是一片沉寂，喏，blog上骂得也挺热闹。
据有前瞻眼光人士预测：blog这东西，在中国挨不出明年。其实”宣宣“们是没想明白：有了blog这个东西供那些自觉着有思想有理念的家伙们”意淫“，”手淫“的冲动自然就少了。
三三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时采取的政策。即政权机关(包括参议会和政府)的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人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由人民选举产生，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开端，也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雏形。
KP在“三三制”政权下，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政策，实行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合作，获得了广大的同盟者。三三制成为KP走大众路线，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其他中间力量，孤立了反共顽固势力的基础。
谁说KP没有民主传统？民主也是要讲实用主义，有用的时候自然要用。
Gluehwein,甜红葡萄酒中的一种，热饮最佳，俺称其为圣诞酒，中欧国家圣诞前的传统饮品。如北京庙会上的豆汁儿俺家庙会上的油茶（很多年没有喝过了）一样，Gluehwein是德国所有Weinnachtsmarket（圣诞市场）随处可见的家常物什。曾巴巴地去专研了把这热乎乎的有些特殊味道的红酒的调制酒单：红酒或白酒为底(德国人爱用红酒，意大利人则喜用白酒，奥地利人则两者均可），Zimt（类似肉桂）, Gewuerznelken（丁香花干）,Zitronenschale（柠檬皮）, Sternanis（八角茴香）为料,加热，依各人口味适量加糖，遂成。
本来尚琢磨，改日情绪来了，想homemade时要凑成这诸多调料也少不了费事儿一番呢。结果昨儿在朋友家看到现代文明再次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方便，如今Gluehwein的调料已出了茶包，5分钟搞定一锅！朋友自制的Gluehwein虽说是用了俺不以为然的方便料包（鄙视文明带来浅薄的同时享受这浅薄的便利），味道比去市场热乎乎的摊子上的、超市里工业化瓶装的要强上许多。想来应该时做底的酒的差别了，据说用西班牙桶装葡萄酒或法国的Rohne为底甚佳。看来想品这上佳的Gluehwein只能homemade了。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明朝时，中国乃世界最强国。以史励今，（通俗）史学界冒出了一堆堆的新解。也有位好事美国佬（据说是《纽约时报》记者）特意今年二月重走了把郑和的路线，希望弄清楚为何郑和的远征不像哥伦布那样改写历史。这位老兄长年住在亚洲，被和平演变为亚洲中心主义，愣是认为过去几千年来，主宰这个世界的似乎应该是中国人或印度人，而不是白种人。澳洲和美洲大陆的移民也应该是中国人，哪里轮得到英国佬，更觉得目前这种西强东弱的局面乃非情理之中之事也。
说来，这西洋有误导之嫌疑。查证一番，得：《明史·外国列传》载:“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也就是说,以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为界,东边的太平洋为“东洋”,西边的印度洋为“西洋”。“西洋”,也包含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南洋”地区。郑和船队前两次的出访行程,均至印度半岛南端为止。所至主要国家有: 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苏门答喇及旧港(印尼苏门答腊)、浡泥(印尼加里曼丹)、爪哇(印尼爪哇岛)、满喇加(马六甲)、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榜葛喇(孟加拉)、古里(印度卡利卡特)等。 郑和船队后五次的出访行程,向西越过印度半岛,行抵中东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赤道以南,所至主要国家有：忽鲁漠斯(伊朗)、祖法儿(阿拉伯半岛东部)、阿丹(也门)、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不喇哇(索马里、巴拉韦)、麻林(肯尼亚、马林迪)等。难怪啊，咱中国和非洲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现在掏钱买人家联合国的支持票搞不好也不全是金钱魅力呢。话说回来，说白了，郑和下的西洋还是亚非国家，未曾到了欧洲和美洲——如今意义上的”西洋“。
今个儿汉学系开晚会，热热闹闹近200号德国佬，热火朝天地说中国话唱中国歌。俺也趁着回来的自大劲没消，重温一把咱们的光荣历史，继续自我感觉良好一把：
除了罗马帝国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富裕和文明的泱泱大国，有人口密集的国际大都市，几千年来欧洲任何地方都难于匹敌。比方说，12世纪的杭州就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而根据历史资料，早在公元7世纪广州就有20万外国居民：阿拉伯人、波斯人、马来人、印度人、非洲人和土耳其人。相较之下，13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应数巴黎，人口也只不过10万多一点。
郑和的舰队比哥伦布还早半个世纪抵达东非，并从阿拉伯商人处听闻欧洲。其实中国的船舰可轻易驶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直接与欧洲通商。但是，当时的中国是那么强盛，岂会把欧洲这些夷邦放在眼里？在郑和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全世界的一半。即使1820年清朝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占全球经济的29%，印度则占16%。
西方人通常将现今的经济优势归功于他们祖先的智慧民主制度或勤奋，但更重要的原因是15世纪中国封建王朝制度的自大和短视、印度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自闭保守传统。所以，有人将中国没落欧洲强盛的原因归结为”两个半“，这”两个“即是指儒家文化和自满文化。 儒家文化使得中国人不够贪婪，贪婪使得欧洲国家有海上冒险开辟新空间的动力。15世纪葡萄牙为首，引进发现新机会时代，渴望将本求利，船队乘风破浪到非洲东岸，绕过好望角到亚洲，主因是他们想搜购珍贵商品香料。麦哲伦的水手们曾以成本一万倍的价钱，出售了26吨的整船丁香。凡事反求诸己的自满文化是中国人的另一大特征。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中国”，外国蛮人都不足取。另外”半个“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欧洲则是许多国家形成。这一点尚未想透彻。累了，明日闲了再想。
有句闲话，郑和历次下海出征，直接造成大量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国家，郑和的传奇事迹在东南亚广为流传，甚至被奉若神明。然而在中国，其事迹反而极少。关键原因可能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精英阶层对身为太监的郑和不以为然，其影响必然淡。
DAB: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Betterment of Hongkong, which has the uneviable job of trying to muster workers' votes for a government run bu a tiny minority of capitalists. it is the largest "pro-Beijing" political party which always rely on patriotic appeals. "Without the state, where would the family be?"
debates among Chinese historian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centering on Shang Yue.( details?)
debates among intellectuals of the 1980s centering on Su Xiaokang.(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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